“创新药企业家要思考怎样才能让整个行业健康发展，无论是目前已经逐渐向Bigpharma过渡，还是未来向Bigpharma进化，大局观很重要，作为行业里的一员，要避免内卷，否则每一家企业最终都会得到负反馈，大家要建设好行业生态，共同从中受益。”近日，在西普会中国健康产业（国际）生态大会上，复宏汉霖董事长张文杰表示。
在中国创新药面临靶点扎推、同质化竞争以及资本寒冬之际，如何实现破局成为行业热议话题，在这些问题背后，有效的商业化显得越来越重要，而出海似乎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康方生物董事长夏瑜在上述大会圆桌对话中表示，创新药的国际化是必选项，出海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坚信中国创新药之路能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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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下面临重重挑战，但在康宁杰瑞创始人、董事长徐霆看来，中国创新药企的前景很乐观，“在人才、资金条件都具备的时代下，再有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国也非常有希望出现一个4000亿美元市值的创新药企业。”
同质化竞争、靶点扎堆一直是国内生物医药创新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早在2021年11月，CDE就曾指出，中国新药研发存在新药临床试验同质化问题明显、临床试验获批后的实施效率不高、临床试验地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另据2022年6月CDE发布的《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1年）》，按药物品种统计，2021年登记临床试验的前10位靶点分别为PD-1、PD-L1、VEGFR、HER2等，品种数量分别多达71个、59个、46个、43个，其中5个靶点（PD-1、PD-L1、HER2、EGFR和CD3）的药物适应症超过90%集中在抗肿瘤领域，4个靶点（PD-1、PD-L1、HER2和EGFR）的药物适应症全部集中在抗肿瘤领域。
2021年前10位靶点品种数量及适应症分布
来源：《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1年）》
按临床试验数量统计，2021年临床试验数量最多的前10位靶点分别为PD-1、PD-L1、HER2、EGFR等，分别多达84项、68项、57项和53项；其中PD-1和PD-L1靶点Ⅲ期临床试验分别高达36项和21项。另外，4个靶点（VEGFR、GLP-1/GLP-1R、JAK1和CD3）的药物临床试验中Ⅰ期临床试验占比均超过40%，Ⅱ期临床试验在各靶点中的占比在8%~37%之间。
面对此问题，张文杰表示，从科学发展史的纵向分析来看，每个阶段都存在范式的更新迭代，每次迭代都会产生新一代产品，如肿瘤治疗的发展史手术、放疗、靶向治疗、新一代免疫治疗再到ADC，未来范式的发展如何仍然未知。“从行业整体横向分析，自2015年的44号令以来，中国至少出现了1000家生物制药企业，但显然并没有足够多的创意支撑这些公司，一个行业支撑1000家企业是不现实的，这对于行业长期发展来说也并非最佳路径。”
在夏瑜看来，2012年中国很少有企业做新药，当时Biotech企业面对的行业还是一张白纸，但是短短10年内中国出现了大量Biotech，这是因为大家都在奔跑前进，在美国需要做两年的事情，在中国半年或者一年就能完成，“因为我们特别努力和敬业，再加上资本市场等各个方面的崛起，都是关联因素。”
“现在出现很多小型Biotech，这是行业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状况，Biotech创业者们如果做得好，有企业家能力，最终也能做大，这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但是需要注意，即使在已经有药品实现商业化的情况下，可能仍然会缺钱，所以从微观来看，Biotech企业有时候还是要精打细算一些。”夏瑜表示。
对于同质化问题，夏瑜进一步指出，创新药需体现价值，尤其是中国的新药开发公司，其实没必要每个药都一定要做完全创新的靶点，因为中国临床仍有较多未满足的需求，对于已知靶点，如何利用技术平台创造出更高效、更低毒的产品，同样值得去做。
除了靶点扎堆，资本寒冬也是摆在生物医药行业面前的一大挑战。根据Wind数据，2021年港股和A股医药IPO的总募资规模分别达到789亿港元和893亿元，但2022年对应的两个数据分别为93亿港元和783亿元，募资规模出现明显“缩水”。
基石药业首席执行官杨建新认为，行业的寒冬其实不全是坏事，宏观上来看，这有利于淘汰一些低水平重复的公司，对社会资源更好的利用。
“寒冬对行业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部分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退出，度过寒冬后，活下来的创新药企业会更加慎重考虑哪些要做，哪些不能做，包括引进非常有价值而且相对价格较低的产品。而现在对投资人来说，其实是收购产品和公司最好的时机。” 杨建新在上述大会圆桌论坛中指出。
在同质化竞争以及资本寒冬之下，产品上市后如何走好商业化之路是重要问题。
“实现商业化，出海是必须的。”徐霆表示，推出一个创新药的投入那么大，企业需要将商业化范围扩展到欧美市场，提高收入。中国创新药企业将来做全球布局，需要考虑在中国市场上市的速度和投入，尽量避免美国入组等影响，而且出海的前提一定是产品要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具有一定差异化和领先性。
杨建新也认为出海非常重要，尤其是适应症覆盖范围有限的情况下，但药品能不能成功出海，取决于在全球市场开发进度的排名。“中国企业的药品想要出海，首先需要在上市速度上拿到全球前三，对于后上市的药品，如果不能证明比前三名好，那么其实并没有多少市场空间，最终是否成功涉及药物研发过程中的一系列的计划与执行。”
相关报道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以来，国产创新药授权“出海”交易已达20项，其中不乏交易总金额超10亿美元的合作，涉及到药明生物同GSK的合作、和黄医药同武田的合作。而在此之前，2022年12月，康方生物的双特异性抗体依沃西授权“出海”，其最高可达50亿美元的总交易金额曾刷新单药授权“出海”的纪录。
张文杰也表示，任何一家有追求的创新药企都必须将出海纳入考量范围，目前有些产品正在出海，但有些产品已经失去了出海的机会，回顾国内创新药企发展历史，有多少人能在15年前想到要出海，那个时候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错。
“但企业并不是在一个意义稳定且规范的系统内，每个新产品的考量与五年前、十年前都不一样，现在必须要想考虑生物学、临床和市场等因素，市场也肯定不会局限在中国，全球化肯定是这一代药企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而且要考虑的不是是否全球化，而是如何全球化。” 张文杰强调。
在张文杰看来，中国创新药企出海有两方面重要优势：第一，首当其冲的是国内巨大本土市场可以支持很多创新药企的未来资源需要；第二，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药企最强的竞争力之一就是执行效率，这可能是未来中国药企高效创新的重要因素。
杨建新也进一步指出，中国药企的效率优势非常重要，而且中国的患者资源有利于临床试验的速度提升和降低成本，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全球临床试验中，可能入组50%甚至60%的中国患者，这是巨大的成本优势，也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企业相对国外其他企业的优势之一。
在看到中国创新药企优势的同时，张文杰表示，还要意识到由于国内基础研究整体相对薄弱，那么企业在选择如何创新时，短期内需要高度审慎、深度评估，这样才能让资源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
另外，中国还正面临产学研结合和研究成果转化的挑战。
徐霆表示，中国的产学研结合其实还要加上“政”，政府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另外近期从发布文章数量和专利数来看，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但中国其实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学研结合，背后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跟随性基础研究较多，原创性基础研究较少，具有较高转化潜力的基础研究数量不多。
第二，其实是最大的问题，中国很多创新药企“宁为鸡首不为凤尾”，更倾向于自己做，与国外市场的生态有所区别——愿意以合作的方式推进。
第三，中国医生非常忙，要诊疗患者、要做临床研究还要参加社会活动，真正从事临床转化的比较少，很多都是由企业来做，这些都是问题，但也是机会，因为中国患者人群庞大，还有人群特性，所以可能会有新靶点、新机制、新产品出现。
“当下的创新技术在中国复杂的患者群体内，如果转化做得好，机会非常多，前提是需要去不断推进，但是当下的体系还很难实现有效转化。” 徐霆指出。
（编辑：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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